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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發佈《中國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一週年評估報告》，這份報告由研究院院長胡怡建教授團隊完成，實際上這已經是營改增從試點以來胡怡建完成的第三份重要研究報告。他與營改增結緣可以追溯到8年前，他參與、主導了上海營改增先行先試的先期研究。
本週胡怡建在上海財大接受記者專訪，眼前的這位學者親和、謙遜、風趣。本科、碩士、博士都在上海財大完成，胡怡建稱自己“很本土”，或許正因如此他的研究視角更接地氣，更多工作參與到問題導向的政策決策諮詢。從2000年以來他參與了十多項上海市政府、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等部門決策諮詢課題；他主編的《稅收學》已累計達到20萬印數，是全國同類教材中使用量最大的教材之一，獲教育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二等獎、上海市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
無論治學、咨政、育人，胡怡建都認真、勤懇、真誠，他曾獲財政部跨世紀學科&&人稱號，獲寶鋼獎、上海市育才獎、上海市教書育人標兵等榮譽，他還榮獲2010-2014年度上海市先進工作者稱號。
營改增促進上海經濟轉型發展
2016年5月1日我國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一年多來取得了巨大成效。為了全面、客觀評估營改增成效並總結經驗，胡怡建教授在前期大量資料積累準備和跟蹤分析基礎上，先後五次組織召開企業座談會、國內國外專家諮詢會、專題論壇，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和建議，並完成報告《中國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一週年評估報告》，從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重要意義、減稅效果、經濟效應和完善建議等方面客觀評估、綜合反映營改增成效與經驗，並對完善營改增試點提出建設性建議。
8年前，上海市政府醞釀新一輪改革，開始致力於發展以服務經濟為主體的産業方向，但上海服務經濟發展遇到的稅制、體制和管制等制度性瓶頸障礙十分明顯，這些問題如何解決亟待破題。為此，市委、市政府專門組成“冷班子”調研組，邀請專家“坐冷板凳”共同攻克難題，為政府決策提供有效建議。胡怡建接到了“稅收政策制度研究”決策課題的委任，開始上海市實施營改增可行性研究，提出上海在全國範圍內先行試點營改增的理論依據和實施方案。
之後中央批准在上海市先行先試改革試點，在正式實施前夕，胡怡建和時任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叢樹海教授一起提筆向市領導寫信，這封僅有千余字的《抓住“營改增”給上海帶來的歷史性機遇》，字裏行間呈現滿腔赤誠。“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的膽子真是蠻大的。這項改革是中國1994年以後最大的稅制改革，對上海企業減稅、經濟轉型、管理提升都具有積極作用。營改增雖然勢在必行，可當時大家對這項改革的重要意義還沒有普遍形成共識，所以一心想呼籲重視這項改革。”後來市領導也及時回信，與胡怡建教授討論了營改增對上海經濟轉型發展的重大意義。
上海試點後，胡怡建由此開始了對營改增長達5年的追蹤研究，完成了研究報告、論文、著作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在上海實施營改增試點5年評估報告中，胡怡建團隊強調營改增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營改增在帶動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增長的同時，順應了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成為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為實在有效的重要舉措之一。由於避免重復徵稅，減輕行業稅收負擔，消除服務業發展的稅收制度性障礙，對於上海加快服務業發展、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體的産業結構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上海2012年實施營改增試點後，經濟結構持續優化，2011年至2016年，第一産業佔比由0.7%降為0.4%；第二産業佔比由41.3%降為29.1%；第三産業佔比由58%提高至70.5%，逐年上升。”
減輕稅負持續釋放改革紅利
在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一週年評估報告中，胡怡建教授團隊對這項改革在全國實施的效果高度關注。“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以來，綜合配套平穩有序運作，凸顯中國政府快速高效的戰略決策力、政策執行力與挑戰應對力。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不僅完成了建築業、房地産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四個行業共1011余萬戶納稅人、2萬億稅收的制度轉換，而且實現了增值稅在工商業和服務業全覆蓋，消除了服務企業生産經營過程中以及産業交往中的雙向重復徵稅。同時，體制上將增值稅統一納入中央和地方共用範圍，構建起有利於形成統一稅法、公平稅負、平等競爭的現代增值稅基本制度，實施了新舊稅制、國稅與地稅徵收管理、中央與地方財政體制轉換。”
“從這麼多年的實踐看來，實施營改增成為實施減輕稅費負擔最重要政策措施。”胡怡建認為，無論從上海經驗還是全面實施營改增一年的情況來看減稅效果都很明顯。“根據統計數據，全面實施營改增後，通過行業、企業內部減稅和上下游環節稅收抵扣機制，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減稅 約7000億元。隨著深入推進，減稅額逐步增加，改革紅利持續釋放。”胡怡建表示，全面實施營改增順應新常態要求、助力供給側改革，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産業結構優化、新舊動能轉換，企業“雙創”活力釋放，綜合經濟效應明顯，“當然，全面深化增值稅改革任重道遠，未來改革重點應是推進稅制、體制和法制三大制度建設，全面提升中國稅收治理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稅收增長與貨幣發行量相關
2013年，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成立，成為高校首批智庫，胡怡建擔綱院長親自領銜一批重要課題。這幾年研究院為財政部、稅務總局、地方政府完成了一批決策諮詢報告，包括稅收管理體制國際比較研究、房地産稅功能定位研究、如何構建公平正義現代財政體制研究、自貿區稅收政策和管理創新研究等課題，並利用研究院作為決策諮詢智庫平臺，組織專家、教授開展問題導向決策諮詢研究，推出美國財稅動態、歐盟財稅動態、世界稅改動態等月報，向政府報送專報和要報。“學者們的研究始於學術，但我和許多學者不同，我沒有停留在學術範疇，而更多將課題轉化為政府提供決策諮詢。”胡怡建希望始終保持客觀立場，為政府提供有效政策建議，為公民提供政策解讀發揮積極啟智作用。
胡怡建與財稅結緣，更是因為其曾經在稅務局工作過的短短一年半，“可能與這段工作經歷有關，後來我的研究有意無意就會聚焦到現實財稅問題。”長期以來，胡怡建觀察發現中國稅收增長遠超經濟增長，以往觀點認為稅收增長主要受到經濟發展影響，但歷年數據卻引出了“中國稅收加速度之謎”——從1994年到2012年，中國稅收進入高速增長階段，1995年中國稅收6000億元，GDP大致6萬億元，廣義貨幣M2約6萬億元；而到了去年，稅收達13萬億元，GDP增長到76萬億元，廣義貨幣M2更是高達150萬億元。
從數據上來看，中國稅收21年翻了21倍，1995年美國稅收是中國的22倍，2015年只有2倍多，反映了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動下，稅收也出現了高速增長。但稅收增長為什麼遠超經濟增長，而與廣義貨幣發行增長基本同步？稅收加速增長之謎如何解釋？胡怡建教授提出，經濟增長、産業結構調整、徵管能力提升固然是稅收增長三大因素，但中國的貨幣發行量增長與稅收增長存在緊密內在關係。“原來大家認為稅收來自經濟，但忽視了貨幣過度發行導致資産膨脹帶來的稅收因素。”胡怡建教授以房地産為例，“一級市場房地産創造GDP同時固然實現了稅收，但二級市場二手房交易沒有或很少有GDP但同樣帶來了鉅額稅收，這可以稱為與GDP無關的資産交易性稅收。”
更好發揮稅收公平調節功能
胡怡建教授認為，在金融、房地産、資本市場、藝術品市場等虛擬經濟領域，都存在大量與GDP無關的資産交易行為，以及由此産生的資産交易性稅收。因此，我國既有來自於實體經濟與GDP有關的生産經營性稅收，也有來自於虛擬經濟與GDP無關的資産交易性稅收。在貨幣發行膨脹、資産價格上漲、資産交易增多的情況下，來自於資産交易性稅收膨脹帶來的稅收增長使其超越了GDP增長。
胡怡建教授表示，這部分由於資産交易帶動的虛擬經濟膨脹産生的稅收，也解釋了稅收為什麼能超GDP增長，但與廣義貨幣M2基本同步增長的理由。反觀稅收下降，同樣可以印證這一視角的合理性。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我國經濟出現了增長率放緩，稅收增長率也從2012年的22%一路下行到2016年的4.4%。當虛擬經濟膨脹時稅收增長快於經濟增長，當虛擬經濟萎縮時稅收增長下行也大於經濟增長下行，這種稅收加速度理論揭示了我國稅收增長變化內在原因，也印證了我國經濟在脫虛向實、虛擬經濟為實體經濟服務後，隨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平行發展，稅收增長會逐步向實體經濟靠攏，進入穩健可持續增長的趨勢。
“目前，中國正處於所有改革階段，而財政稅收作為改革重要內容也可謂改革的先行引領者。”針對中國經濟改革需要解決的經濟轉型升級、可持續發展、收入公平公正分配和新一輪對外開放，胡怡建認為中國將推進10大稅改項目——通過營改增、消費稅、所得稅來促進經濟轉型升級；通過個人所得稅（分類向綜合）、房地産稅、社會保障稅來促進收入公平公正分配；通過資源稅、環境稅來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通過進出口稅收和投資稅收來促進新一輪對外開放。“以往中國稅收收入功能、經濟功能很強，但對收入分配、財富積聚調節功能很弱，所以當隨著經濟快速發展，雖然社會整體收入增加、財富增多，但由於資産增值、勞動貶值，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公民之間除了收入差異外，財産差異分化更為嚴重。未來稅收重點將由企業在生産經營過程中納稅轉為個人在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中納稅，啟動個人分類綜合所得稅和房産稅改革，更好地發揮稅收公平、公正調節功能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