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局：《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出生于清朝末年的胶东农村，十六岁进城在商行做伙计。凭着天资和勤奋，仅仅接受过私塾教育的爷爷没用几年就打得一手好算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一个人到上海滩与洋人谈生意。不满三十岁，爷爷已经是烟台租界内小有名气的商行经理了。

　　日寇的铁蹄击碎了爷爷舒适安逸的生活。亲眼目睹百姓在街市上惨遭凌辱，义愤填膺的爷爷在租界报纸上刊文怒斥日伪暴行。报复随即而至，多年积累的产业尽数查封，生产不久的结发妻子更是在抄家时惊吓过度，含恨辞世，留下了还没断奶的女儿。刚过而立之年，故乡已无立锥之地。笼罩在国仇家恨中的爷爷毅然投奔解放区，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磨砺，逐步成长为党的干部，建国后长期在财经战线工作。

　　在儿时的印象中，共产党员的概念亲切而具体，那就是爷爷的样子：忠诚、刚正、自律，有时甚至有些固执和不近人情。记得有一次，作文得了优，喜滋滋地拿给爷爷看。可是爷爷却沉下了脸，立刻把父亲叫来狠狠骂了一顿。原来，我的作文本是用父亲单位的稿纸订成的。“公家的便宜也能占？你带的什么头！日后娃娃学你能行？！”爷爷一边用拐杖点地，一边训斥父亲：“做啥都要问良心，咱家的人不能让人戳脊梁骨！”爷爷的话深深刻印在我年幼的脑海里。参加工作以后，每当经手钱财物，爷爷那浓重的胶东口音便会在耳边响起，警醒我洁身自好、不越雷池。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党纪国法的要求，也是来自爷爷的家风传承，我不能让人戳脊梁骨，不能丢爷爷的脸。

　　“党和国家要求的事情，他总是带头。”家里的长辈总是这样向我讲述爷爷的故事。建国初期响应国家减轻负担的号召，动员奶奶退出公职，以致奶奶一直没能享受应有待遇；50年代支援边疆建设，把时年不满17岁的大姑送到新疆戈壁滩，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一去就是60年。爷爷对自己的要求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一副老花眼镜从不舍得更换，镜腿上密密麻麻缠满了胶布；家里一口黑色蒸锅用了四十年，我们孙辈都管它叫大黑叔叔。

　　爷爷对儿孙的成长十分关心，要求也分外严格。小姑就任小学校长，爷爷告诫说“对别人的娃娃要比自己的娃娃更上心”；表弟考上外国语学校，爷爷指点说“先说好中国话，再说好外国话”。我是家中的长孙，毕业后选择到税务部门工作，令家人十分欣喜。在长辈们看来，这是爷爷的财经事业后继有人。欣喜之余，长辈们带着我在爷爷的墓前郑重起誓：“爷爷，我一定会加倍努力，老实做人、干净做事，拿出能让您欣慰的成绩单！一定不给您丢脸！”松柏传情，爷爷的在天之灵也一直护佑、激励着我。

　　从事金融税收工作以来，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动辄几百页的英文合同，面对“四大”事务所的精英团队，难免有时会心生气馁，甚至暗打退堂鼓。每到这时，我就会从爷爷的言传身教中汲取继续奋斗的力量。记得爷爷去世前一年，正逢南巡讲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已经84岁高龄的爷爷不顾羸弱的身躯，坚持参加市里为老干部举行的学习班。组织上要派车接送，爷爷照例拒绝。“老头子，你不要命了！”奶奶心疼地责备。“要搞市场经济了，不弄懂能行？”爷爷的回答永远理直气壮。除了下发的文件，爷爷还搜集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甚至孙子辈的政治课本也拿来逐字逐句钻研。老干部活动室里，别人都在打牌下棋，爷爷却总是找老战友们探讨心得。满满一本学习笔记，字里行间书写着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在爷爷的激励和感召下，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始终能够坚持自我加压、不断学习。今年以来，有幸参加分局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和金融业营改增等重点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总在回想24年前深秋风寒的大院里，爷爷拄着拐杖去听讲座的背影。基础在学，我要拿出爷爷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头，把学习作为党员的基本功长期坚持下去；关键在做，我更是要以爷爷为榜样和标杆，永远忠诚，勇于担当，永志奉献！

　　（优秀奖 三分局 李潇）